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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炽热而纯真的日子

时间:2019-09-23

  “在那个如火如荼的80年代,我和我的伙伴们虽然将自己最好的那段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文艺报》,但我们无怨无悔,因为值得,因为是《文艺报》带着我们成长、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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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与我同时从大学被分到《文艺报》工作的还有贺绍俊和朱晖,3个小伙子竟同时被安排在理论组工作,与我们在同一办公室的还有一位前一年从北大分来的女生赵小鸣。我们4个年轻人很快就熟悉起来,于是报社有人便将我们戏称为《文艺报》的“”。其实当时在《文艺报》乃至整个中国作协工作的年轻人真是着实不少,盖因为这些单位都在“十年浩劫”中被砸烂解散,直到粉碎“”后才得以恢复。百业待兴,大量招聘新人就是十分正常的事了。那时《文艺报》的员工不过40人上下,老中青三代却十分清晰,长者就是主编冯牧、孔罗荪,副主编唐因、唐达成;中年骨干则是由谢永旺、刘锡诚、陈丹晨、钟艺兵、吴泰昌、阎纲、孙武臣、雷达、彭加瑾等一大拨后来声名显赫于文坛的队伍组成;年青者除我们“”外还有20来人,包括后来官至作协副主席的高洪波也不时“厮混”于其中。老中青三代彼此间都是直呼其名,最多也就是面对冯牧、孔罗荪两位长者时称他们为“同志”,绝不像现在动辄“某局”、“某处”、“某主任”、“某老师”之类所谓的“尊称”,且不说完全没有代沟感,单是那20号年轻人的团队也足以让我们少了许多刚离开大学进入单位的陌生感。位于沙滩北街2号文化部和《红旗》院内的那幢简易二层小楼一楼东西尽头的资料室或办公室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中午聚集的场所,说不清有多少个中午,年轻的资料室管理员陈幼京弹拨起她心爱的吉他,大家围坐哼唱。后来我们一想起这位因生活坎坷而过早离开了人世的青年诗人,也是毕业于宁夏大学的陈企霞先生之幼女,就不禁黯然神伤。每年春秋二季的郊游,自然会留下一些黑白胶片,于是几个热心的年轻人就会在某个夜晚聚集在一间小屋中通宵达旦地冲印着照片,而对这些照片的品评必然就是第二天工作外的话语主题。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步入70华诞的《文艺报》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作为她曾经的员工,我衷心祝福她老而弥坚、绵延不绝。或许有人会担心,在时下新媒体的冲击下,作为传统纸媒的《文艺报》还能走多久?在我看来,无论《文艺报》未来的呈现形式或载体发生什么变化,她那温馨而民主的文化传统将永远不会消失,曾经炽热而纯真的日子将会永远被怀念。

  记得20年前,文艺报社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为自己的50华诞庆生,邀请曾经在《文艺报》工作过的同仁欢聚一堂。主持联谊会的是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吴泰昌,他在事先没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点名让我上台,代表曾经的青年员工发言。说实话,这对当时还怯于在公众场合讲话的我来说是个难题,但我当时竟然没有犹豫、胆怯和谦让。当时说了些什么今天已大都记不得了,只有一句话念念不忘:

  时光荏苒,《文艺报》迎来了自己的70华诞,我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主办20年前那样的联谊会,更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主持人再次“突袭”让我上台,再次代表当年的青年员工讲线年前的那段场景真的重现,我又会讲点什么现在真不知道,也没想过,但可以确认的是20年前讲过的那句话我肯定会重复,因为那是我的肺腑之言,对《文艺报》的那份情感这辈子无论如何都是挥之不去的。

  如果说那时《文艺报》的工作之余绝对是一个温馨纯真的和谐之家,那当年《文艺报》的工作之时就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堂。在《文艺报》60华诞时,我曾经写过一则题为《怀念那幢简易楼》的短文,在文中我曾用“学习”和“民主”4个字来描述它的工作状态。10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回想起《文艺报》的优良传统时,则以为用“学习”和“民主”这4个字来概括固然不错,但又多少有些失之于抽象笼统,若非当年置身其中者,恐怕难有深切的感觉与体会。因此,今天我更愿意从个人十分具体的体验与心得来切入。回想起来,如果要问自己在《文艺报》工作十余年最大的收获与体会是什么?那就是从中学到并养成了平等平静、理性理智、民主民意地面对任何作家、作品、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的理性与习惯,在艺术与学术的范畴内,所谓权力与权威、大腕与大款充其量只是意见之一,盲从必上当。

  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被直接分配到《文艺报》工作的。说起这次分配还有段小插曲,在宣布分配方案前,我已被内定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到宣布分配方案的前一夜,班级指导员突然将我约到一静僻处,很严肃地通知我不能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而要改派到文艺报社,理由是这里需要党员。说实话,当时我还真是更愿意去人文社工作,但当时“服从”二字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的分量还真是很重的,更何况“需要党员”这个理由也不容抗拒。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绝对是一个置身于炽热时代中充盈着争鸣氛围的文坛。我在《文艺报》工作的十余年,先后经历了多少场文艺争鸣,不查资料恐怕难以说清,仅我自己负责编辑的“理论与争鸣”专版就几乎是常年争鸣不断。记忆中社会影响大、持续时间长的就有围绕着“朦胧诗”“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第五代导演”“新时期文学十年”“文学主体性”“文艺研究方法论”等话题引发的争鸣……至于发生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上的争鸣则更是不计其数。30年过去了,回首再来看这些争鸣,大致也能梳理出如下一些共性的轨迹:比如争论双方没有一个绝对的赢家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输家,比如参与者的心态无一不是经历了从紧张到平常的过程,比如无论是话题的讨论还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大多都是通过争鸣而渐渐清晰起来的。现在看来,这些共性的轨迹其实就是文学发展的规律、学术深入的规律。在这些领域,以地位之高、声名之重也许可以得势于一时却永远无法长存于世,惟有艺术的民主和学术的民主才是推动其走向繁荣和深化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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